由《乌合之众》看新型肺炎
《乌合之众：大众心理研究》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，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的著作。在书中，勒庞阐述了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，指出了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，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，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，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，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。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，他就有着情绪化、无异议、低智商等特征。
“乌合之众”这个名字不免带有一些负面含义，而本篇文章则站在中立的观点，探讨勒庞书中的三个观点：
1.群体不擅长推理，却擅行动。通过他们的组织，群体的力量可以变得格外强大。
在新型肺炎爆发前夕，群体中绝大多数人，几乎所有人，完全都是“无知者无畏”的模样。在极少数人放出消息（譬如吹哨人李文亮医生）之后，人们多是无动于衷，少数人在犹豫迟疑，极少数的人能理性思考。当确诊人数达到三位数时，相信大多数老一辈的人依然无心防范，抱着侥幸的心理，认为不会有多严重。这点无可后非，毕竟这是“无异议”的群体特征。
然而，但凡官方明确疫情的严重性（如钟南山教授明确人传人），要求群众做好个人防护，直至后来强制性的隔离、戒严，群众立即便意识到事态的严重。在武汉医院防护用品告急时，千家万户能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；在抗疫人员不足时，五湖四海的白衣战士冲上前线支援湖北；当家人取消走亲访友而改为微信拜年，当街上目光所及之人都能带上口罩，当亿万人一同呼喊武汉加油，日月同天时，我们看到，这便是群体的力量。群体的行动力是无穷大的，我国能正确合理利用、发动群体的行动力，这正是我国特色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——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企及的，否则他们也不会惊叹于我国建设火、雷两座神山的中国速度。
2.历史上真正的动荡，并不是那些以宏大规模和爆裂程度震撼我们的事件。唯一重要的变化，那种足以时文明更新的变化，发生在人们的思想、观念和信仰当中。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发生了可谓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这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。其中，中国的经济实力、军事水平、国际地位等的提升固然空前巨大，但是我以为，最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不断提升、法制观念不断增强、义利观念也发生了改变。中国人开始追求自主意识，开始追求物质财富，社会极速发展。
零八年经历了汶川地震后，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，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可贵，灾难的可怖，也意识到中华儿女同舟共济、休戚相关、生死与共的一体性。
紧接着的北京奥运会，是中国人在天灾之后顽强生命力的表现，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给全世界人民的展现。奥运盛宴的成功，让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更加自信从容。
之后的世博会，移动支付，中国高铁，华为5G，让中国人感受到祖国科技的强大；中美两国贸易摩擦，让中国人认清了大国博弈的明争暗斗；香港“反修例”风波，更让中国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……
这次的肺炎疫情，也定会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、思想观念产生旷代的变革。
也许，因为这次肺炎，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卫生，注重身体健康，学会了未雨绸缪。
也许，因为闲居家中，人们终于有机会放慢追逐的脚步，停下来等等自己疲惫的灵魂。
也许，因停工而收到打击的中小企业，更能认清企业与社会，企业与员工的依存关系。
也许，因抗疫途中遇到的各种不顺利，相关部门会完善有关流程，加强防疫筹备。
小到常备口罩，大到相关部门改制，疫情过后，中国人的思想一定会更成熟，更理智。
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，最为稳固不变的，莫过于他们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了，也因此，历史上让人难忘的重大事件，不过时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所产生的可见效果而已。
庚子年的这场肺炎，也许会被后来人淡忘，但它对中国人思维结构的影响，将世世代代在中国人的血脉中遗传。
3.作为孤立的个体时，他可能是一个文明人，但在群体中，他就是一个野蛮人。
在这次抗疫战争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一些社交媒体上，总会有一批“喷子”、“X吹”。他们抨击一切“看着不爽”的人，吹捧一切“自己喜欢”的事，他们从不考证，却把无理无据的传闻甚至是自己愚昧的“常识”奉为圭臬。他们看到武汉红十字会的失误，便翻开陈年往事无度指责；看到日本华侨捐来的“山川异域，日月同天”，便开始吹捧日本人有心，反倒是对央视简洁有力的“武汉加油”吹毛求疵。可能他们在生活中是一个文明人，但在网络上，在群体中，为了使自己独树一帜，文明人也会变成野蛮人。
群众是最强大的，也是最脆弱的。
张维维说：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，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，而是弱者的地位；评价一个社会的温度，不是看光线人们的抱团，而是底层人民的安全感。
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，在灾难中受委屈最大的，其实是社会上没有什么声音的底层群众。你跟他们讲隔离防疫，却没有人帮他们交房租水电、一日三餐。
在疫情中，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些温暖的举动，还要看到难以琢磨的复杂人心。